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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環視當今各國，一個正在萌動的趨勢是，不管CPI是否直接傳遞商品住房價格的變化程度，中央銀行的視野已不再局限于CPI通脹（即商品價格通脹），房地產、股票等收益型資產的價格變化正在進入央行的監測目標。以住多數時候，貨幣政策與資產價格的關系，屬于央行人士及學術界的討論范疇，而經歷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慘烈洗禮，一些與之相關的認知得以提升、匯聚，并很可能改變央行的追求目標及行為方式。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提示，更多的央行已被賦予維護國家金融穩定的職責。國際清算銀行也有同感，認為本次危機后，各國央行在這方面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國際清算銀行于今年5月發出的《央行治理問題報告》 ，以現代中央銀行這一名稱，以示央行職責在此輪金融危機前后之變化。我國央行本月發布的 《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二OO九年第三季度）》也提到，在金融調控上也有必要進一步完善貨幣政策框架，更加關注更廣泛意義上的整體價格穩定，并加強國際間的溝通、協調，共同維護幣值和金融體系的穩定。
顯然，經過這場金融危機，各國央行在貨幣政策決策中,將更多地考慮任何實現金融穩定的可能，因為金融市場的動蕩將對貨幣穩定造成負面影響，對經濟周期產生負面作用，且扭曲貨幣傳導機制。
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張曉慧也提出 ，經濟全球化改變了通貨膨脹的生成機理。一方面全球化大大增強工業生產和供給能力，抑制了一般性商品價格上漲，另一方面，經濟成長使得初級產品和資產的需求大增，加上金融投機的推動，初級產品和資產價格更易大幅上漲。看來，有必要更加關注消費物價指數之外，更為廣泛的物價變動。
現在，將資產價格變化列入央行的監測議程已無多少異議，這可算作后危機時代的一項共識。而是否明確賦予央行關注資產價格變化的職責，各國將視其具體情況而定。
央行的真正考驗是在資產價格泡沫化過程中如何行動。
不是所有的資產泡沫都一樣。曾在美聯儲任職的經濟學家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究員都已悟出此道。米什金提出，貨幣政策不應針對或去刺破可能的資產價格泡沫，而應關注其對就業和通脹的影響，然后將政策調整至確保可持續的就業和價格穩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示人們，資產泡沫對于系統性風險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金融部門的卷入，以及價格膨脹是否與金融、居民或企業部門的高杠桿率相連。
相對而言，住房是各收益型資產中易于觀察的一類。研究發現，住房也是影響家庭及銀行部門程度最深的資產 。歷史經驗顯示，尤其是在抵押貸款市場較為發達、“金融加速機制”效應較為明顯的經濟體中，貨幣決策應更為重視房價變動。可以在貨幣政策風險管理框架下做到這一點，在房價迅速上升或房價脫離正常價格區間時“逆流而動”。
對于股票價格波動，各方觀察者不得不注意到以下影響因素：復雜的內外部基本面、投機力量以及投資人情緒、心理的多變。中國的多數學者的觀點是，貨幣政策對此予以“關注”而非“盯住”，這似乎更容易找到贊同者。
那么，央行的政策目標還鎖定在通脹嗎？以前可能如此，現在未必。
梳理現代金融史，特別是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機的教訓，貨幣政策執行者不難發現，通脹并不會在資產價格泡沫破裂前明顯表現出異常。穩定的通脹有時對金融管理者來說更像迷惑性信號，而較長時間的低利率環境更像是投資者意志的麻醉藥。
歷史也提示了線索：信貸增長、住房投資占GDP的比重、經常項目差額、資產價格顯著攀升等等變量，提供了更實用的泡沫破滅先兆，這些先行指標或許更值得貨幣政策制定者重視。信貸條件放松、債務持續增加，顯然加大了泡沫積聚的風險。
資產泡沫形成之初，央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是需要的，但不一定馬上見效。基于國內對需求和資產價格的擔憂加大，央行可以考慮加大緊縮力度，而不只是出于在今后一兩年中控制通脹目標的需要。
中央銀行是否需要新的工具？如果是，什么工具？它會用貨幣政策來對付金融穩定目標的需要嗎？金融穩定與幣值穩定目標有無決策沖突？對于這些問題的討論，在后金融危機時代顯得極富現實意義。
除此之外，中央銀行需要貨幣政策之外更寬廣的框架，這便需要與財政、監管等其他權力職能機構增進溝通、分工合作，達成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措施的協調，這些審慎工具將成為利率政策的有益補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