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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新信號：消費對經濟增長驅動力快速提高
作者：admin 發布于：2013-6-19 11:52 Wednesday
據《濟南證券報》報道，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7月份的消費增長率為12.7%。這樣中國的消費增長率已經連續16個月增長速度超過12%。在投資和外貿增長動力開始減弱,趨勢開始下降的情況下,如果消費能保持相對較高和穩定的增長速度,那它意味著中國的消費存在著脫離投資周期而走出獨立向上的穩定增長周期,其結果必然是中國的消費率存在快速提高的可能,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驅動力量將逐漸提高。
消費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是西方成熟行情經濟國家的主要經濟增長模式；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是趕超型、發展型和傳統計劃體制下經濟增長模式。中國在較長時期內還難以改變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但是如果消費率能適度提高,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能不斷加強,那么消費在支撐和平抑投資周期,引導資源配置效率,防止經濟大起大落等方面的作用會逐漸凸現出來。
中國是個高儲蓄的國家,改革開放二十六年來,居民的儲蓄率始終在40%左右。高儲蓄是中國經濟獲得高增長的基本保障。高儲蓄使得基本依靠內部資金就能獲得高速度的投資增長,不會像拉丁美洲諸國那樣,要高投資就必須要高外債,最后又因外債危機而導致經濟危機。
高儲蓄并且儲蓄資金主要以銀行信貸形式提供給投資者,使得中國的投資效率雖然不高,甚至存在很多無效投資,但是這些低效和無效的投資,只會表現為銀行不良貸款和呆壞賬的不斷增加,不會導致對外負債中不良資產的增加。
儲蓄不等于投資,儲蓄并不自動地轉化為投資。消費主體和投資主體分別決策,受各自獨立的因素驅動。儲蓄和投資的平衡要靠金融行情和利率體系來完成。儲蓄和投資的不平衡始終是中國經濟周期性波動的直接經濟根源。中國儲蓄率的相對穩定性使得宏觀調控的主要對象始終是投資,以保障投資率和投資增長率適應儲蓄率。中國的高儲蓄率決定著高投資增長率是常態。因此,即使是正常的投資增長率也要遠高于GDP的增長率。否則,經濟循環中肯定會出現內需不足的問題。
如果說在過去的幾輪高增長周期中,突出的矛盾是傳統體制下投資饑渴癥所導致的高投資增長與儲蓄之間的矛盾,矛盾的結果是以通貨膨脹形式來解決問題的話,那么從2002年以來的這一輪高增長凸現了另兩大矛盾:高投資所形成的產能(跟投資效率提高有關)與有限的消費需求的矛盾；投資高增長所形成的能源原材料需求與原有的能源原材料供應模式的矛盾。而過去出現的投資高增長必然導致國民收入超分配、信貸擴張和通貨膨脹的現象并不突出。
這兩大矛盾最終都表現為上游行業產能快速擴張和市場飛漲,下游行業成本壓力增大和行情需求緊縮依舊的矛盾。上下游產業發展的極度不平衡容易使經濟出現輸入型和成本推動型的滯脹。因此,政府必須采取措施在緩解和部分解決這兩大矛盾的基礎上才能使投資重新步入高增長的軌道,否則就只能將投資增速降下來。
如何保持消費較快增長,逐步提高消費率；如何適應中國消費升級和產業結構重化工業化的需要形成新的能源原材料供應模式,解決能源原材料瓶頸問題,是今后宏觀調控的兩大核心任務。
中國居民的收入現金流不穩定,工作環境變化大。中國居民收入雖然在快速增加,但是居民間收入差距在拉大,高收入階層的消費傾向在不斷降低。這些都是解釋中國居民低消費高儲蓄的很好的理由。問題是二十多年來,上述因素難道不在變化之中?血緣觀念在削弱,居民收入在增長,社會保障制度在完善,為什么居民消費率就沒有什么變化呢?
反觀日本、韓國等文化背景相近的諸國,也有過高儲蓄的階段。但是隨著經濟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都曾經歷過居民消費率快速上升的階段。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期,在日本的重工業化階段,居民儲蓄率也曾在38%左右,到八十年代儲蓄率開始快速下降。目前,日本的儲蓄率只有28%左右。盡管遠遠高于歐美國家,但是儲蓄率畢竟下降了30%左右。
因此,光從文化觀念和制度角度去認定中國高儲蓄會長期持久下去是站不住腳的。從發展趨勢看,中國也會出現消費率快速上升的階段,而且中國距離這樣的階段已經為時不遠。如果達到這樣的階段,中國的經濟增長就會逐漸從投資驅動型轉變為消費驅動型,增長的動力和產業增長格局就會發生重大變化。
僅僅從連續16個月的消費高增長還無法推論出中國居民的消費偏好已經在快速提高的結論,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制約居民消費的因素正在發生著重大的變化。
首先,從2002年以來的這一輪經濟高增長,是基本無通脹下的高增長,是所有非再生資源價值的大發現(表現為所有非再生資源市場的剛性上漲)。高增長不僅僅給居民帶來了勞動收入(工資獎金)的增長,更給擁有非再生資源的居民帶來了資本要素收入上的增長。前者是可統計的,后者是不可統計的。因此,這幾年居民收入和財富的增長速度遠遠要高于官方公布的數據,這為今后幾年居民消費率的提高奠定了基礎。
其次,住房、醫療和教育支出的不確定性,是制約即期居民消費的重要因素。經過住房制度改革和這一輪房地產熱,中國居民住房的私有化率達到76%,城鎮居民人均住房面積已經接近25平方米,超過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和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人們對住房需求的不確定性。盡管,住房信貸在短期內會抑制即期支出,但是經過幾年后,住房問題的解決會刺激人們的即期消費。
第三,受傳統觀念約束的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參加工作的居民目前基本處于退休年齡,改革開放后參加工作的居民正在成為收入和消費主體,他們的消費觀念跟前輩有很大的不同,即期消費傾向高,消費信貸意識強。這些特色已經可以從這一輪房地產和汽車消費熱中充分體現了出來。量變會引起質變,上述條件的變化,最終會導致居民消費傾向的提高。
消費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是西方成熟行情經濟國家的主要經濟增長模式；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是趕超型、發展型和傳統計劃體制下經濟增長模式。中國在較長時期內還難以改變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但是如果消費率能適度提高,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能不斷加強,那么消費在支撐和平抑投資周期,引導資源配置效率,防止經濟大起大落等方面的作用會逐漸凸現出來。
中國是個高儲蓄的國家,改革開放二十六年來,居民的儲蓄率始終在40%左右。高儲蓄是中國經濟獲得高增長的基本保障。高儲蓄使得基本依靠內部資金就能獲得高速度的投資增長,不會像拉丁美洲諸國那樣,要高投資就必須要高外債,最后又因外債危機而導致經濟危機。
高儲蓄并且儲蓄資金主要以銀行信貸形式提供給投資者,使得中國的投資效率雖然不高,甚至存在很多無效投資,但是這些低效和無效的投資,只會表現為銀行不良貸款和呆壞賬的不斷增加,不會導致對外負債中不良資產的增加。
儲蓄不等于投資,儲蓄并不自動地轉化為投資。消費主體和投資主體分別決策,受各自獨立的因素驅動。儲蓄和投資的平衡要靠金融行情和利率體系來完成。儲蓄和投資的不平衡始終是中國經濟周期性波動的直接經濟根源。中國儲蓄率的相對穩定性使得宏觀調控的主要對象始終是投資,以保障投資率和投資增長率適應儲蓄率。中國的高儲蓄率決定著高投資增長率是常態。因此,即使是正常的投資增長率也要遠高于GDP的增長率。否則,經濟循環中肯定會出現內需不足的問題。
如果說在過去的幾輪高增長周期中,突出的矛盾是傳統體制下投資饑渴癥所導致的高投資增長與儲蓄之間的矛盾,矛盾的結果是以通貨膨脹形式來解決問題的話,那么從2002年以來的這一輪高增長凸現了另兩大矛盾:高投資所形成的產能(跟投資效率提高有關)與有限的消費需求的矛盾；投資高增長所形成的能源原材料需求與原有的能源原材料供應模式的矛盾。而過去出現的投資高增長必然導致國民收入超分配、信貸擴張和通貨膨脹的現象并不突出。
這兩大矛盾最終都表現為上游行業產能快速擴張和市場飛漲,下游行業成本壓力增大和行情需求緊縮依舊的矛盾。上下游產業發展的極度不平衡容易使經濟出現輸入型和成本推動型的滯脹。因此,政府必須采取措施在緩解和部分解決這兩大矛盾的基礎上才能使投資重新步入高增長的軌道,否則就只能將投資增速降下來。
如何保持消費較快增長,逐步提高消費率；如何適應中國消費升級和產業結構重化工業化的需要形成新的能源原材料供應模式,解決能源原材料瓶頸問題,是今后宏觀調控的兩大核心任務。
中國居民的收入現金流不穩定,工作環境變化大。中國居民收入雖然在快速增加,但是居民間收入差距在拉大,高收入階層的消費傾向在不斷降低。這些都是解釋中國居民低消費高儲蓄的很好的理由。問題是二十多年來,上述因素難道不在變化之中?血緣觀念在削弱,居民收入在增長,社會保障制度在完善,為什么居民消費率就沒有什么變化呢?
反觀日本、韓國等文化背景相近的諸國,也有過高儲蓄的階段。但是隨著經濟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都曾經歷過居民消費率快速上升的階段。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期,在日本的重工業化階段,居民儲蓄率也曾在38%左右,到八十年代儲蓄率開始快速下降。目前,日本的儲蓄率只有28%左右。盡管遠遠高于歐美國家,但是儲蓄率畢竟下降了30%左右。
因此,光從文化觀念和制度角度去認定中國高儲蓄會長期持久下去是站不住腳的。從發展趨勢看,中國也會出現消費率快速上升的階段,而且中國距離這樣的階段已經為時不遠。如果達到這樣的階段,中國的經濟增長就會逐漸從投資驅動型轉變為消費驅動型,增長的動力和產業增長格局就會發生重大變化。
僅僅從連續16個月的消費高增長還無法推論出中國居民的消費偏好已經在快速提高的結論,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制約居民消費的因素正在發生著重大的變化。
首先,從2002年以來的這一輪經濟高增長,是基本無通脹下的高增長,是所有非再生資源價值的大發現(表現為所有非再生資源市場的剛性上漲)。高增長不僅僅給居民帶來了勞動收入(工資獎金)的增長,更給擁有非再生資源的居民帶來了資本要素收入上的增長。前者是可統計的,后者是不可統計的。因此,這幾年居民收入和財富的增長速度遠遠要高于官方公布的數據,這為今后幾年居民消費率的提高奠定了基礎。
其次,住房、醫療和教育支出的不確定性,是制約即期居民消費的重要因素。經過住房制度改革和這一輪房地產熱,中國居民住房的私有化率達到76%,城鎮居民人均住房面積已經接近25平方米,超過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和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人們對住房需求的不確定性。盡管,住房信貸在短期內會抑制即期支出,但是經過幾年后,住房問題的解決會刺激人們的即期消費。
第三,受傳統觀念約束的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參加工作的居民目前基本處于退休年齡,改革開放后參加工作的居民正在成為收入和消費主體,他們的消費觀念跟前輩有很大的不同,即期消費傾向高,消費信貸意識強。這些特色已經可以從這一輪房地產和汽車消費熱中充分體現了出來。量變會引起質變,上述條件的變化,最終會導致居民消費傾向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