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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系人：韓經理
面對2013年依然錯綜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去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寬財政、穩貨幣”的調控戰略。這一政策組合，恰好與今天歐美日發達國家的“寬貨幣、緊財政”的政策搭配形成“互補”。 2013年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這種組合，反映了尊重市場發展的“內生”規律，著力確保央行貨幣政策中“穩物價”的獨立性以達到未來價格的變化能正確反映市場健康的供求關系的努力，而不再是犧牲效率去片面追求發展。否則，在發達國家不斷超發貨幣的復雜環境中，因為地方政府可能再次出現投資“錯位”和“越位”的行為，將會使中國經濟所存在的實體經濟部門“錢荒”，虛擬經濟部門“錢多”并存的問題變得更為嚴重。
這是因為，一方面，歐美國家短時間還難以形成由創新驅動的新一輪增長，他們著眼點因此還是放在擺脫失業、債務和負資產狀態的目標上，現在投放的大量貨幣主要用于支撐財政減稅、降低融資成本和債務負擔、增強資本市場價格修復所需要的流動性，根本不能保證大量資金是否能流進實體經濟--以支持對未來充滿信心的企業所投入的創新類資本。于是，在現有國際分工的格局下，投放出來的資金大量流向稀缺資源市場，追求價格暴漲帶來的財富效應。這里的前提條件是，新興市場國家，政府可能是拉動投資的主體，他們這種不計成本的“剛需”投資，恰恰會助長全球金融資本“搭”中國經濟增長的便車去投機套利;而市場經濟主體在全球有效需求嚴重不足的環境下，因為承受不了這樣的高成本負擔，會漸漸退出他們擅長的實業舞臺，甚至少數企業家也會一起加入到根本不擅長的“以錢養錢”的高風險快節奏的賺錢行列中。
另一方面，全球金融資本一直在覬覦新興市場國家的投資機會。在這些金融資本看來，像中國這樣的新興市場國家儲蓄多，追求財富的動機旺盛，但危機時期投資渠道卻偏少，所以，很容易形成集中投資，催生泡沫，這是外來投機資本獲利的絕佳環境。而且，監管不足或監管過度，也使得政府往往在短期會主動糾偏，這就很容易讓投機資本順勢而為，漁翁得利，從而造成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格局。還有，新興市場國家投資者的損失會引起政府的同情，轉而想方設法通過救助來獲取社會的穩定。這也是海外游資套利的一個很大誘因。未來，如果還像以往那樣放任外匯占款，就會造成通脹和資產泡沫，而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加大央票發行的力度等數量型對沖外匯占款的方法，則會催生灰色高利貸市場的膨脹，反而無法起到抑制游資流入的目的。盡管目前在美國“財政懸崖”、“歐債危機”、“中國增長減速”等負面疊加效應凸顯時，避險情緒籠罩全球金融市場，美國債市的泡沫暫時承擔了今天全球流動性泛濫的風險。但是，一旦今年不確定的局勢明朗后，外匯占款又將挑戰中國為達到“穩貨幣”目標而采取的被動應對方式。
此外，中國自身讓貨幣飛速增長的內在因素也不少。比如，地方政府大量舉債投資，一旦債務遏制了銀行的流動性，那么，政府最終還是會大量投放貨幣以確保銀行體系的穩定性。另外，政府降低企業稅負和改善民生所增加的財政開支，無法通過社會資金的參與來實現，那就很有可能依賴基礎貨幣的投放來實現。這樣一來，中國M2與GDP之比將會不斷擴大，這非但不代表金融深化的程度，反而是潛在的流動性泛濫程度的真實反映。再者，如果2013年啟動的城鎮化進程伴隨著中西部基礎設施和房地產市場的投資規模的膨脹，那么，由此帶來的金融體系流動性惡化的格局也會逼迫央行事實上只能采取積極的貨幣政策以“配合”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將造成通脹和貧富差距更為嚴重的結果。這一點，國際貨幣美元、歐元和日元的狀況和我們有本質的不同：美元、歐元和日元的泛濫并不一定就馬上與他們國內的通脹和資產泡沫聯系在一起，而是給其他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新興市場國家造成巨大麻煩。
當然，“寬財政”的做法，如能聚焦在給企業減稅和改善民生的公共投資上，而資金來自于政府有效發揮金融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把虛擬經濟因“錢多”而造成的泛濫資金引導到那些鬧“錢荒”的實體經濟部門，那么，企業成本的下調和消費者休閑支出的增加，就會大大緩解中國經濟因外需萎縮而不斷下滑的風險。至于暫時造成財政平衡的壓力，也完全可以站在“跨期平滑”的視角上加以解決，即用明天經濟繁榮時的稅收增長來彌補今天財政收入減少。不管怎樣，國內千萬不能效仿歐美日，用過分寬松的貨幣政策來平衡當前財政收支的失衡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