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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通脹基礎須降低總體稅負
作者：admin 發布于：2021-2-28 4:21 Sunday
現在宏觀經濟的核心問題，是價格上漲過快，而其原因在于總需求過大。目前，受收入增速不快等因素影響，居民消費需求不存在過度的問題；央行將實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企業的投資需求將被抑制；但是政府稅收收入超高速增長，必然使財政的購買支出過度增加。所以，要抑制總需求的膨脹，消除通貨膨脹的基礎，必須在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的同時，降低總體稅率，降低稅收收入的增加速度，以控制財政支出的過度增長。
據日前召開的全國稅務工作會議透露，今年全國入庫的稅款預計高達49000多億元，增收11000億元以上，增長30%左右。這些數字委實讓人吃驚，稅收增長速度是同期GDP增速的3倍!而且這種情況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有關部門，以及部分學者，為此找了很多理由，比如國民經濟快速增長、稅務機關加強征管等等。但是這些理由只能解釋一部分增收的原因，而不是全部，更不是最根本的。稅收超高速增加的更重要、更本質的原因是，我們的總體稅負過高。
現行的稅收主要是兩類：一是流轉稅，一是所得稅。先看流轉稅。目前我國實行的仍然是以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特別是增值稅和消費稅、關稅。增值稅的基本稅率是17%，需要強調的是，按照增值稅的本意，該稅應該是對企業新增加的價值征收，而不對購進的價值征稅。這個增加的價值，從整個宏觀經濟來說就是GDP，果然這樣的話，這個中國第一大稅的增加幅度絕對不會超過17%。但是我國實行的是生產型的增值稅，不允許企業扣除購進的固定資產，簡單說就是，中國增值稅的征稅基礎要大于GDP，對不是企業增值額的收入也要課稅。如果按照歐洲國家規范的增值稅的計稅依據，我們的17%的稅率就相當于它們的24%以上了。這是稅收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
消費稅是在增值稅基礎上的稅上加稅，屬于重復課證，雖然有些稅目有此必要，如煙酒、貴重首飾等，但是，像護膚護發品這樣的生活必需品，也征收稅率很高的消費稅，就不太合適了。加上已經課征過的增值稅，很多被征消費稅的商品，其合并稅率甚至高達50%以上。
再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是重要的稅種，也是稅收增收的重要因素。現行內資企業的所得稅基本稅率是33%，明年將降低為25%。從國際比較的角度，25%甚至33%的稅率并不高。但是所得稅的稅負高低，不能只看名義稅率，還要看企業繳納所得稅的基礎。這個基礎是其總收入與成本、費用損失的差額。因此，成本、費用等扣除的標準是否合適，也是判斷所得稅稅負高低的重要依據，現行企業所得稅的扣除標準仍然較低。比如，稅法規定了一個計稅工資標準，在這個標準以內的工資，企業可以作為成本扣除，而對于超過這個標準的工資，則不允許扣除，要繳所得稅等等。從這個角度說，企業所得稅的稅率也是比較高的。
加強稅收征管也不是稅收超常增長的主因。稅務部門經常強調說，加強征管和征管手段現代化對稅收大幅度增收有很大的作用。但是，正因為如此，才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了現在的總體稅負偏高的事實。當我們的征管手段落后，漏洞比較多，稅務人員素質也不高的時候，為了取得必要的稅收收入，就必須制定較高的稅率，否則無法保證完成預定的征收任務。但是，當征管已經加強，征收手段已經非常現代化，稅務人員素質也已經明顯提高多年后，總體稅率仍然維持不變，稅收超速增長就不是什么難以理解的事了。
總體稅負過高的另外一個表現是，只要是繳納增值稅、營業稅和消費稅的企業，就要繳納教育費附加和城市維護建設稅，這也是稅上加稅，不但不符合稅收法律精神，也加重了企業的稅收負擔。
總之，稅收超長增長的主要原因，并不完全取決于GDP的增長，更與稅負總水平過高有關。
現在宏觀經濟的核心問題，是價格上漲過快。而其原因在于總需求過大，總需求包括消費需求、投資需求、財政的購買支出和凈出口。受收入增速不快等因素影響，居民消費需求現在不存在過度的問題；為防止通貨膨脹，央行將實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這樣，可以抑制企業的投資需求；但是政府稅收收入超高速增長，必然使財政的購買支出過度增加。所以，必須在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的同時，降低總體稅率，降低稅收收入的增加速度，以控制財政支出的過度增長。這樣，才能抑制總需求的膨脹，消除通貨膨脹的基礎。
目前宏觀經濟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在總體控制總需求膨脹的同時，也要適當增加居民收入，緩解價格上漲對居民生活費用增加的壓力。在GDP增量一定的情況下，稅收拿走的多了，居民能得到的就少了，因此，有必要降低稅負，提高居民的實際收入。
降低總體稅負的措施至少包括，實行增值稅的徹底轉型，取消部分消費稅稅目，降低營業稅特別是房地產企業的營業稅，規范企業所得稅的扣除標準，特別是沒有必要規定計稅工資標準，繼續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取消各種稅收附加等。
稅收收入增速大大超過GDP增速的現象，已經持續多年，現在稅收收入總體規模已經偏大，財政存在的問題已經不是昔日的增收，而是如何優化支出結構，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公共財政。因此，降低總體稅負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據日前召開的全國稅務工作會議透露，今年全國入庫的稅款預計高達49000多億元，增收11000億元以上，增長30%左右。這些數字委實讓人吃驚，稅收增長速度是同期GDP增速的3倍!而且這種情況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有關部門，以及部分學者，為此找了很多理由，比如國民經濟快速增長、稅務機關加強征管等等。但是這些理由只能解釋一部分增收的原因，而不是全部，更不是最根本的。稅收超高速增加的更重要、更本質的原因是，我們的總體稅負過高。
現行的稅收主要是兩類：一是流轉稅，一是所得稅。先看流轉稅。目前我國實行的仍然是以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特別是增值稅和消費稅、關稅。增值稅的基本稅率是17%，需要強調的是，按照增值稅的本意，該稅應該是對企業新增加的價值征收，而不對購進的價值征稅。這個增加的價值，從整個宏觀經濟來說就是GDP，果然這樣的話，這個中國第一大稅的增加幅度絕對不會超過17%。但是我國實行的是生產型的增值稅，不允許企業扣除購進的固定資產，簡單說就是，中國增值稅的征稅基礎要大于GDP，對不是企業增值額的收入也要課稅。如果按照歐洲國家規范的增值稅的計稅依據，我們的17%的稅率就相當于它們的24%以上了。這是稅收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
消費稅是在增值稅基礎上的稅上加稅，屬于重復課證，雖然有些稅目有此必要，如煙酒、貴重首飾等，但是，像護膚護發品這樣的生活必需品，也征收稅率很高的消費稅，就不太合適了。加上已經課征過的增值稅，很多被征消費稅的商品，其合并稅率甚至高達50%以上。
再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是重要的稅種，也是稅收增收的重要因素。現行內資企業的所得稅基本稅率是33%，明年將降低為25%。從國際比較的角度，25%甚至33%的稅率并不高。但是所得稅的稅負高低，不能只看名義稅率，還要看企業繳納所得稅的基礎。這個基礎是其總收入與成本、費用損失的差額。因此，成本、費用等扣除的標準是否合適，也是判斷所得稅稅負高低的重要依據，現行企業所得稅的扣除標準仍然較低。比如，稅法規定了一個計稅工資標準，在這個標準以內的工資，企業可以作為成本扣除，而對于超過這個標準的工資，則不允許扣除，要繳所得稅等等。從這個角度說，企業所得稅的稅率也是比較高的。
加強稅收征管也不是稅收超常增長的主因。稅務部門經常強調說，加強征管和征管手段現代化對稅收大幅度增收有很大的作用。但是，正因為如此，才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了現在的總體稅負偏高的事實。當我們的征管手段落后，漏洞比較多，稅務人員素質也不高的時候，為了取得必要的稅收收入，就必須制定較高的稅率，否則無法保證完成預定的征收任務。但是，當征管已經加強，征收手段已經非常現代化，稅務人員素質也已經明顯提高多年后，總體稅率仍然維持不變，稅收超速增長就不是什么難以理解的事了。
總體稅負過高的另外一個表現是，只要是繳納增值稅、營業稅和消費稅的企業，就要繳納教育費附加和城市維護建設稅，這也是稅上加稅，不但不符合稅收法律精神，也加重了企業的稅收負擔。
總之，稅收超長增長的主要原因，并不完全取決于GDP的增長，更與稅負總水平過高有關。
現在宏觀經濟的核心問題，是價格上漲過快。而其原因在于總需求過大，總需求包括消費需求、投資需求、財政的購買支出和凈出口。受收入增速不快等因素影響，居民消費需求現在不存在過度的問題；為防止通貨膨脹，央行將實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這樣，可以抑制企業的投資需求；但是政府稅收收入超高速增長，必然使財政的購買支出過度增加。所以，必須在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的同時，降低總體稅率，降低稅收收入的增加速度，以控制財政支出的過度增長。這樣，才能抑制總需求的膨脹，消除通貨膨脹的基礎。
目前宏觀經濟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在總體控制總需求膨脹的同時，也要適當增加居民收入，緩解價格上漲對居民生活費用增加的壓力。在GDP增量一定的情況下，稅收拿走的多了，居民能得到的就少了，因此，有必要降低稅負，提高居民的實際收入。
降低總體稅負的措施至少包括，實行增值稅的徹底轉型，取消部分消費稅稅目，降低營業稅特別是房地產企業的營業稅，規范企業所得稅的扣除標準，特別是沒有必要規定計稅工資標準，繼續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取消各種稅收附加等。
稅收收入增速大大超過GDP增速的現象，已經持續多年，現在稅收收入總體規模已經偏大，財政存在的問題已經不是昔日的增收，而是如何優化支出結構，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公共財政。因此，降低總體稅負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