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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簡介：

常修澤，教授，博士生導師，著名經濟學者。1979年入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從事經濟理論研究，1990年被評為教授，曾任該所副所長，1992年起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1995年調入北京，任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常務副所長。

現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經濟學術基金(香港)學術委員會副秘書長。兼任清華大學兼職教授、香港中小企業國際交流協會名譽會長等。

常修澤教授著有《人本體制論———中國人的發展及制度安排研究》《廣義產權論———中國廣領域多權能產權制度研究》等著作，被海內外學界稱為中國“人本經濟學的探索者”和“對產權問題素有研究的經濟學家”。

讀常修澤教授的學術論著，可以發現，他的研究一直以來基本上是圍繞著制度創新和發展轉型來展開的，且主要是沿著三條線路進行：第一條線是人本經濟理論；第二條線是產權經濟理論；第三條線是發展轉型理論。在人本經濟理論和產權論研究方面，他已先后出了《人本體制論》和《廣義產權論》。在轉型理論方面，他正寫的書，題目叫做《中國第三波轉型》。中國正處在歷史性的經濟社會轉型中。當前被人們熱議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問題正是現階段轉型的焦點。常修澤教授此次與本報記者的訪談，就是從中國第三波轉型的話題出發，進而探討發展方式轉變問題的。

關于中國第三波轉型

記者：您在新書書稿中說，從中國歷史縱深大視野審視，我們現在面臨第三波歷史大轉型。為什么叫做“第三波轉型”？

常修澤：第一波是社會制度轉型，是從1919年開始，這個轉型是以1949年為標志，轉型已經完成。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但是我在書稿后面加了一個小注，中國人民是站起來了，但是站在哪里呢？站在世界的邊緣。當時要建立新民民主主義社會，但是非常遺憾，并沒有按照新民主主義社會構思去做，很快就拋掉了新民主主義，所以我說新民主主義社會在人類歷史上、中國歷史上是“流星”，很快閃過去了，閃過去之后很快墜入了“斯大林模式”。

第二波轉型，叫做經濟體制轉型，是以1978年為標志開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這個雛形應該說已經建成，但是改革仍然在攻堅的過程中，第二波轉型遠遠沒有完成。

記者：就是說，第一波轉型和第二波轉型都是不徹底的，都還沒有完成。在這樣的基礎上再次轉型，是不是意味著社會經濟文化的多向度轉型？

常修澤：不僅如此。作為一個理論研究人員，應該著眼于未來，所以我現在思考，在經濟體制轉型的基礎上，從更大的視野、更高的層次思考中國轉型的問題，下一波轉型，就是第三波轉型，應該轉哪里呢？我列了三條。

第一，由邊緣到前沿。中國現在雖然站起來了，但還是站在世界的邊緣上。考察當代世界，從經濟領域上看，經濟格局中最重要的是貨幣體系格局，雖然中國現在是世界上第三大經濟體，經濟總量僅次于美國、日本，有可能一兩年后變成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在世界貨幣體系里面人民幣基本上沒有地位，這很不相稱，還是被邊緣化。下一步中國應該由邊緣向前沿轉移，這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期待。

第二，由隔閡到融合。中華文明和世界上的其他先進文明之間有很深的隔閡。最近有很多事例給我心靈上撞擊，比如前不久網上對中外混血青年的議論，反映出目前社會對這樣一種事物接受程度不高，有些甚至是排斥。我們的現代文明跟人類的進步文明還是有很多隔閡。去年故去的人類文明理論家亨廷頓先生有一本著作叫《文明的沖突》，我沒有用“沖突”，我用的是“隔閡”。我個人認為，按照世界和諧的期待，中國的文明應該和世界其他的先進文明，逐步逐步地交融，雖然現在還很難融合到一塊兒，但是應該通過交融，最終達到“融合”。現在世界上，有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有斯賓格勒的“活力論”，有湯因比的“成長論”，有列維·斯特勞斯的“均衡論”等，我想探索的是“文明融合論”，因為，我們國家如果要真在這個世界上崛起，那么就要由隔閡走向融合。

第三，由不可持續到可持續。這是對文明的一種期待。我這本書的基本理論，也就是“告別邊緣、告別隔閡。走向復興，走向融合。興而不肆，融而不阿。”中國要振興，要復興，但是不應該傲慢，尤其不能夠獨霸天下，融，但是要自我約束、要不卑不亢。要保持冷靜的頭腦，共同打造人類文明。這是在為未來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國家發展，提供理論參考。